当前位置： 甲型病毒性肝炎 > 疾病治疗 > 张起ldquo五津rdquo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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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王勃被高宗废黜后，曾客剑南，在此完成了其名作《杜少府之任蜀州》，后世影响极大，原诗是：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诗有几处疑点，即诗题、五津、蜀州。笔者认为解答“五津”为首要，它是打开所有疑窦之钥匙。“五津”确切的范围，必须辩明，它可解开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可判定送人的出发地是在成都而非长安，进而可辩明“蜀州”与“蜀川”的正讹。
前代与近代学者钱谦益、陈寅恪“以史证诗”，“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给我们启示，在理解古人时，必备基本文史知识，以古人的生活环境去揣摩还原。但今人理解“五津”之误区，往往以现代地域观念，甚至行政区划去解释，或采古人材料，以今人的地域思维，去穿凿古代的地域范围。如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刊载了《蜀川与蜀州辨考》。
该文一是“揆诸史实”，蜀州设于王勃死后十年，故诗题不可能称用“蜀州”；二是臆测“似‘蜀川’一名其地理范围就是指嘉州之地”，川中乐山，这样杜少府往任之所就在乐山，五津就扩大到了今乐山犍为；三是既已认定蜀川为乐山，却又矛盾地判定诗题“‘蜀川’就是指蜀郡”，“秦灭蜀，改置为蜀郡，郡治即在嘉州”，众所周知，蜀郡就在成都，因此作者为了自己错误的历史地理逻辑，又不合史实地穿凿出“后移到成都”；四是针对近人有诗题“蜀州”为“眉州”之讹的说法，作者又认为“虽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迂回改字，故所不取”。
从以上几点看出作者并不了解蜀郡和蜀州的历史，以为蜀郡原在嘉州，“蜀川”亦在乐山一带，这样就把诗圈定在乐山，相应地，作者也就认为近人蜀州为眉州之误也是不无道理的，只是不该改字。对此，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以古代地域观念、材料去详加稽考、还原。
唐诗注本注“五津”一律采用《华阳国志·蜀志·蜀郡》卷三材料：
“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
许多论者多结合今日行政区划地图加以推测，如上述《蜀川与蜀州辨考》的作者就把“五津”从灌县（今都江堰）推至今犍为的疆域，扩展至数百里，找一些材料穿凿比附，纸上谈兵，进而认定诗题当然是“蜀川”，泛指今乐山一带，而非“蜀州”了。这是因为对“五津”范围妄加扩大的错误。甚至连“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郁贤皓主编）也犯了三个错误，一是语焉不详，“五津：岷江从灌县到犍为县间的五个渡口。”解释或已扩大到今乐山境内；二是教材的诗题用《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显然割裂了“五津”与“蜀州”的关系，他们或许不知道“蜀川”与诗中的“五津”没有任何关联；三是认定送杜少府“时王勃在长安”，为什么不能在成都送人呢，显然“长安送人”说，还缺乏令人信服的必要证据。笔者认为仅利用旧材料，作想当然推考，也是不靠谱的，如果他们能作实地考察，或会修正盲误，改变观点。笔者作为崇州人，常年往返于崇州、新津一带，十分熟悉实情，结合史料作了实考。
“五津”在哪里？应在古江原县境内，从今崇州市至新津县的金马河（岷江）段，约为七十里范围，因为江原县包含了岷江中段的全部水系，也可以说江原依傍岷江而成。
一
从蜀州历史沿革及辖地范围，证明蜀州与王勃诗题“蜀州”有密切关系，而今人行用的“蜀川”泛称之说，根本是不解蜀地史情的无稽妄谈。
笔者参考了蜀学大师王文才先生的《六朝江原故址及侨置郡县考》，又对《崇庆县志》《新津县志》材料作了认真爬梳。崇庆县（今崇州市）《元和郡县图志》“蜀州”总叙云：“《禹贡》梁州之域，秦灭蜀为蜀郡，在汉为郡之江原县也。李雄据蜀，分为汉原郡，晋穆帝改为晋原郡。后魏平蜀后，移犍为郡理此东三十里，因省晋原郡以并之。”可见，秦灭蜀后置蜀郡于成都，崇庆则为蜀郡近邑。汉高祖元年，割大江（按：金马河）以西和今大邑县苏场以北地置江原县（治所今江源乡大庙村）。江原就是今崇庆县建置的初始雏形。可见汉江原县与成都之隶属关系。遗憾的是国内有人在辩蜀州与蜀川之争时，竟把唐蜀州（汉江原县）与成都首府（汉蜀郡）等同看待，认识本已错误，又拿来辩误，怎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省外一些学者在研究王勃诗时，不知唐蜀州就是今成都近郊的崇庆县，自汉就归成都管辖，“蜀州”并非首府蜀郡之改名。因此有必要对汉江源、唐蜀州、宋崇庆的来龙去脉和地域范围作一梳理。
关于江原，东晋常璩最为权威，他即蜀郡江原县人，其《华阳国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郦道元《水经注》也载：“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两书所称“江源”，即今崇庆县。《县志》说，“原”与“源”通，时因误以为县域位于岷江之源，故名。江源即江原。
王文才先生据《南齐书·州郡志》考证，六朝时，江原县曾改汉原郡、晋原郡、晋康郡，领县有江原、临邛、晋乐、徙阳、汉嘉。从文才先生考证可见，江原管辖甚广。蜀郡江原作为常璩故乡，他最为熟悉，在《华阳国志》中记载江原的“五津”亦定是准确的，“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五津”在江原境内确凿无疑。但今人则多以今天行政区划去看待古人的地域，故认为犍为在数百里外的乐山以下。在这里常璩所云的“犍为”即在江原辖区内。何以确定常璩所云“犍为”不是今天乐山犍为呢？
又据王文才先生考证，西魏据蜀（）时，在江原县地侨置犍为郡及僰道县，新置多融县于境内原徙阳侨县旧地。故犍为郡领多融、僰道二县。犍为郡隶东益州，在江原县治内（见《旧唐书·地理志》）。这种侨置说明，一是“犍为”东晋时就在新津境内，而江原历来领新津；二是证明江原范围实在广阔。到北周初，犍为郡又加领新津县及清城县（今都江堰市徐渡乡）。
隋朝开皇三年（），悉罢诸郡，以州统县；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益州复称蜀郡，江原县仍隶蜀郡（《隋志》）。笔者认为王勃生于年，时逢郡改州，州复改郡，因此在诗题中采用“蜀州”又未尝不可能呢。针对今人异议“蜀州”为“蜀川”之误，所持均为则天垂拱二年（）才置“蜀州”，而王勃已亡故十年，不可能预知未来，故辩为“蜀川”才对。查“蜀川”在古时并不行用，且太泛指，王勃连送朋友所往都不知吗？结合诗中“五津”来看，地点是确指的，就在蜀郡之江原界内，故有可能按时行的州、郡杂称来称“蜀州”，而没有理由去用最不行用的“蜀川”。今人认定为“蜀川”的理由，还出自宋人李昉《文苑英华》的王勃诗题中的“蜀川”，笔者认为李昉未必正确。王勃的“五津”已点明杜少府往任，而江原又属蜀郡，故用“蜀州”指称江原是可以的。我们不可因垂拱二年（）才设蜀州而否定其不可用“蜀州”。另外，明嘉靖张逊业《校正王勃集》（两卷本）、崇祯张燮《王子安集》二人根据考证，均作“蜀州”，这是古人常用的以后地名（蜀州）命前地名（江原县）的手法。明人杨慎《丹铅录》亦说：“唐人皆指蜀州（含今崇庆、新津、都江堰、岷江西岸下至彭山江口）为‘五津’。”蜀州正是金马河贯穿，唐人去晋不远，当有所承。故诗题的“蜀州”才是正解。
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蜀、彭、汉三州。蜀州即今崇州市，领晋原、唐隆、清城（开元十八年易清城为“青城”）、新津四县。故，这就是今人以为诗题不能为“蜀州”之时间断限的理由了。
以上沿革材料证明，蜀州（汉江原县）流变及所领范围广阔，理应包括域内岷江流域的五津。故诗中“五津”即为杜少府行经望达和任职之地。
二
再从新津历史沿革及与蜀州的隶属关系，证明新津地界的犍为郡在蜀州境内，结合《华阳国志》云“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五津正好在境内，与王勃诗中“五津”相合。
要确定“五津”仅在今崇州至新津岷江河段，还要确定《华阳国志》中“犍为”所在。“犍为郡治”即为后来的新津县治。常璩生于年，主要活动于东晋成汉政权时期，而此时新津尚未建县，其地界正是犍为郡治，故常璩所指犍为即为后来的新津。
犍为建郡，据《华阳国志》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开西南夷，分巴、蜀，置犍为郡”，道光版《新津县志》又载：“元鼎二年（前）置武阳县，属犍为郡”，新津地域当时称武阳县，武阳县城大约在今彭山江口附近。道光版《新津县志》又载：孝昭始元三年（前84）以“南夷数叛”，郡治移至武阳。故，犍为郡在今新津境内无疑。
后经东汉、三国、晋、刘宋，近五百年间，犍为郡治在武阳县未变。可见常璩生活的东晋时期，犍为郡就在今新津，而不在今乐山的犍为。
梁武帝大同十年（）改犍为郡南部为戎州，改武阳县为犍为县，并在原犍为郡北部（今彭山、新津境）置江州，领犍为一县（《四川郡县志》卷三）；西魏时于江原郡（今崇州界）侨置犍为郡及僰道县（《四川郡县志》卷五）。从历史沿革看，常璩所指的犍为就在今新津境内，并且后来还侨置江原郡（文才先生已考订），似为包容关系。
再说新津，汉时由犍为郡城至成都有水陆二路。水路即溯岷江而上。陆路有二道，一是自郡城（即原武阳县城，今彭山县城西北）翻牧马山到成都南面石羊场一带；另一道为平路，即由郡城沿岷江西岸北上，在今新津邓公场渡沙头津（按：疑为常璩所言的涉头津）、皂里津到岷江东岸，再循牧马山麓东北行，经双流至成都南门。明、清之驿路，今之公路大体沿此走向，但此路需跨汉安桥，渡皂里江，“汉安桥（索桥）广一里半，每夏秋水盛（索桥）断绝，岁岁修理百姓苦之”，“皂里江，水急多漩，舟渡最难”，“建安二十一年（）太守李严乃凿天社山循江通车道，省桥三津，吏民悦之”（《华阳国志》），道路辟通后，在蒲水、文井江、皂里江之间形成一个新渡口，沟通了成都平原与眉嘉平原两个富庶区域。新渡口于五津汇流处形成集市，时称“新津市”，为新津前身。北周孝闵帝元年（）犍为郡治（侨置）亦迁泊于此。新津与犍为之关系，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明：“新津本汉犍为郡武阳县也，故城东七里”。
以上沿革材料可证，常璩“大江自湔堰下至犍为”的范围就在蜀州地界，“五津”也包含在内，亦杜少府的往任之所。故，犍为并非当下学者认为的今天的乐山犍为县。
常璩《华阳国志》的“五津”就在崇州至新津之间，最远可至今彭山江口镇。历史变迁，至清代这一段岷江还有五大渡口，青城渡（徐渡）、苏家渡（含陈家渡、晏家渡）、三盛渡（三渡水）、江原渡（擦耳岩）、新津渡，清代的这五津还是在今崇州与新津一线。
三
从王勃诗与成都周边的关系紧密来看，送人应该就在成都，而非传统的长安送人之说。这样就可对杜少府行经路线解密、诗题解谜、系年解疑。
江原（蜀州）与新津县的隶属关系、新津县与犍为郡的重合关系，犍为与江原的侨治关系，可确定“五津”的范围，就在江原县治内。而且诗的前后关系“城阙辅三秦”，是成都与周边的关系，“风烟望五津”，则蜀州境内的“五津”与成都的距离也不会很远。王勃在诗中用“五津”是古地名，当指杜少府往任之所就在江原界内的某一县（按：前已述及，江原领县较多）。这样，诗题“蜀川”与“蜀州”之辩可定矣，蜀州即五津，诗题用“蜀州”与首联“五津”互为照应确指，若诗题用作“蜀川”，与“五津”则无必然关联。
确定五津在蜀州境内，杜少府往任之所也就在蜀州境内的某县，故而王勃送人之地就在附近之成都而非长安，诗题当然是“蜀州”。经推测杜少府的行程极有可能出成都西门，过“五津”之首“白华津”前往蜀州属地的。“白华津”可能就是今温江三渡水，自古此为成都至江原（今崇庆县）大路之渡口，清康熙前成都至崇州、邛州驿路均由此渡。过了“白华津”就是蜀州地界，杜少府就在蜀州辖县内任职。故有诗人“风烟望五津”的描写。
这样，我们再来研究王勃此诗题作《杜少府之任蜀州》，历代注家都以为，王勃此诗必作于长安，因长安以三秦为辅，帝都气象，诗中“城阙辅三秦”已点明，送友必在于此；还认为王勃在京城高第，授朝散郎，署沛王府，正是十几岁时，此诗气象壮阔，毫不悲啼，也正是在长安送友人。笔者认为定为王勃早年长安英姿勃发送人是不正确的。观王勃入蜀后的诗文仍然勃勃英气，没有因沛王府斗鸡事件而消沉，二十多岁的王勃正风华茂盛，虽遭挫折，在成都送友不会“儿女共沾巾”。故，定于长安送友有谬，原因有二：一是王勃若没有游蜀经历，何以熟悉蜀地风候？二是清代早有人疑，在长安送人，何以能望见五津，站在长安城楼望风烟中的五津不可思议。笔者认为在成都楼头望五津是可能的，五津就在成都左近之江原，诗中“城阙”是成都，不是特指长安。考“城阙”一词，《说文》云：“阙，门观也。”何注昭公二十五年《公羊传》云：“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证明“城阙”非帝王居地专指。而王勃的诗集中，“城阙”也多次出现，并非专指长安，例如他在四川有《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金堤迥邑，玉峡长澜；城阙纷乱，江山耸盘。”既然在成都送友，何以“城阙辅三秦”呢？因为成都城规模宏大，堪比长安，扬雄《蜀本记》云：“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者也。巴与蜀雠，求救于秦，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来蜀，遂置蜀郡，仪筑成都，以象咸阳。”证明成都自古即以都城规模建筑，与秦相辅，有“辅车相依”之意。《左传·僖公五年》云：“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颊骨；车，牙床，比喻二者关系密切。“城阙”乃成都；“三秦”乃长安，两者搭配是辅车相依之关系，意思是成都城阙像长安城般巍峨高耸，在成都城楼上能望见郊外的五津。这是可能的，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草堂闲居时写下了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诗人在成都城里低处都能望见一百七十里外的高处大邑西岭雪山，那么王勃在成都西郊城楼上也是能依稀望见三十里外的五津之首“白华津”的。可见“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不是分指长安和蜀地之意，就是指成都。左太冲《蜀都赋》记成都“既崇且丽，实号成都华阙双邈，重门洞开。”用“城阙”当之无愧。另外，长安城外有三秦相辅，据《史记》“项藉灭秦后，分其地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号三秦。”而成都城外亦有三州相辅，蜀州、彭州、简州环伺而佐，这三州唐以前均曾号郡（《四川通志》），其规模与设置等同长安，故“城阙辅三秦”未尝不是比喻成都之壮丽。又，《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称望。”左思《蜀都赋》：“三蜀之豪，时已时往。”故成都配得上“城阙辅三秦”的赞语。即便是今人认为的“城阙”指长安，也是以长安比成都，送人之地也应是成都。因为一是王勃来自长安，心念长安，就会把成都比为长安，在成都送友就会说“城阙辅三秦”，二是表现了诗人对成都的喜爱，更愿意把它看成是梦萦魂绕的长安，以麻痹自己客剑南的事实。
又，诗中有句称“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何能算“游”，宦游有二指，一是作宦后离家在外，一是在官场日久，升沉不定。按王诗游者应当在外，如一在长安，一在四川，更不能说“同是宦游”；再作推想，王勃此时若未游蜀，何以能描绘出蜀地风物，所以，若以“城阙”必指长安而勃必在长安送友，显然违背诗意。
自然，关于该诗的系年，就该在入蜀之后。因为若定诗写于长安送人入蜀时，证据不足，王勃不久也巧合入蜀，似乎太戏剧偶然性。诗写于入蜀后成都送人去蜀州，顺理成章更合逻辑必然联系。退一万步讲，就是有在长安送杜少府之事，那时王勃也还未履蜀地，不熟悉小地名蜀州“五津”是自然，故而该诗写作必于熟悉蜀地地方称谓“五津”后方可为之，这样诗的系年就必于入蜀后，为诗人在蜀地想起当年长安送杜少府入蜀的补记。故此诗写于总章二年（）入蜀之后是没有问题的。
王勃有《入蜀纪行诗序》云：“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常（长之误）安观景物于蜀，逆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他又有《春思赋》云：“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逆推二年，可见他入蜀时二十岁，风华正茂，履历蜀地山川，描绘形胜，诗序碑文都写了不少。这首诗的首联就是王勃对蜀地山川形胜的概括描绘，“城阙辅三秦”，似为诗人的借喻，描绘成都城的巍峨。那么，能“风烟望五津”，即川西平原，疑诗人可能就在“城阙”能比拟长安的成都，方可遥天展望五津。所以，这首诗首联矛盾的统一，极可能就是证明作者在成都送友人杜少府之作。首联的蜀地风物确定了，若以为入蜀前他就能这样描绘，又如何可能呢？确定了五津就在蜀州，诗题又何能称用蜀川？
作者简介：张起，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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