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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酒探原——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

林向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的陶、铜酒器具，反映了古代蜀文明中酒文化的茂盛，它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如西晋张载《酃酒赋》所说：“物无往而不复，独居旧而弥新，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今日巴蜀美酒香飘四海，正可谓源远流长。这里要探索的是另一面，即从蜀酒探原中可以体察到古代蜀文明中有灌溉农业的存在；还存在着古代世界共有的“萨满式文化”现象，但它又有其独特的古蜀风貌。

一、酒与巫术

巫术是一种古老的准宗教现象。原始人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目的物施加影响或控制，以达到自己的愿望，当时神灵观念还极其模糊。法国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野兽的图像上布满的刺痕，中国山顶洞人尸骨上撒布的红色粉末，被认为是原始巫术的遗迹。原始宗教产生后，巫术继续流行，有的宗教仪式就是巫术活动。巫术一直流传到现在社会。

酒，如果指含酒精（乙醇）的饮料，其出现当不比巫术为晚。民族志材料证明酒并不一定要粮食酿造，热带的原始部落把棕榈树砍倒，斜支在火上烘烤，树汁从切口流出，用葫芦装起来，放在有盖的容器里，自行发酵三至四天即成冒出泡沫的棕榈酒。潘格威人的酒葫芦里会发出“令人难忘的奇香”。专家们相信旧石器时代过着采集经济活动的原始人，从观察自然发酵的野果，到喜爱食用含酒味的野果，再到有意识地让野果发酵，是完全可能的。酒，是人制作的饮料，首先是人自己享用，其次也要让人所信奉的神灵歆享。

原始部落的宗教巫术活动，也就是全民的文化生活，主持者是巫师或部落首领，或身而两任。这种渗透着巫术的宗教仪式，往往是在歌舞狂饮中达到高潮。北美印第安部落，用仙人掌类植物酿酒，帕帕戈人每当酿酒季节一定要举行一系列庆典，同时巫师要举行祈雨巫术。印度康代人用一种叫Salopoogaxo的棕榈树酿酒，当开花时节他们除饮酒外啥事不干，这是一个无节制的狂欢和跳舞的季节。这种狂舞祭祀的场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物中也有发现，如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陶盆上画着五人一组，连臂甩尾而舞的图像。甘肃秦安大地湾大房子（F11）地画中，两个巫师，左手叉腰，右手举顶，双腿交叉，正围着陈牲的俎案祭祀舞蹈。原始的酒文化浸透了巫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文人好酒，如有名的竹林七贤、李白、杜甫等等。在历代的诗文中,认为酒与宗教巫术不能分开。西晋张载《酃酒赋》写道：“嘉（杜）康（仪）狄之先识，亦应天而顺人。拟酒旗于玄象，造甘醴以颐神。虽贤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齐均。……漂蚁萍布，芬香酷烈。播殊美于圣载，信人神之所悦。”在他看来，传说仪狄、杜康所造的酒为贤愚同好，人神所威悦。刘惔的《酒箴》说：“爰建上业，曰康曰狄。作酒于社，献之明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土。歆祷灵祗，辨定宾主，啐酒成礼，则彝伦攸叙。此酒之用也。”在他看来，酒是祭天祀地，人间成礼的好东西。

酒以祭祀不仅是神的需要，归根到底是人的需要，祭后的酒肉无疑由奉祭者享受,而且巫师们更需要酒，他们要借酒精之力达到昏迷状态而与神界交往。北方的巫师——萨满，在召请他们的神灵时就必须装酒疯，瑜卡吉尔人的萨满在作法时，“尖叫、唿哨、咬牙、脸上抽筋，见者无不战栗”。西南的萨满——独龙族的巫师叫“乌”与“南木萨”。据调查：“他们成为乌的征兆是常在酒后言行异常，像是发疯，又说又唱又跳，自称是崖鬼（凶鬼）几卜郎附在自己的身上或卜拉（灵魂）上。”所以祭崖鬼是“乌”的专职，祭祀前必须让“乌”把酒喝足，等于让崖鬼喝酒，而祭毕的酒肉，照例众人共餐之，据说：“凡属鬼所需的歆享，都是祭牲的卜拉”，所以祭牲的肉是归人自己享用的。据最近成为“南木萨”的独龙族青年自叙：年夏天一个午后，他饮酒时感到有艳丽的太阳鸟围着他不停飞叫，一连数天，后来看到上方出现寺庙，并排端坐着七个“南木”（半鬼半神的善良精灵），叫他当“南木萨”，此后他只要有求，备上米酒鱼肉“南木”就会来帮助他。在这些巫师说来酒有通神鬼之功，又有贿赂鬼神之力。可见，酒与巫术有不解之缘，原始的酒文化必定打上“萨满式文化”的烙印。

巴、蜀的酒文化同样与萨满式文化有密切关系，这可从巴蜀的巫书——《山海经》中看出。鲁迅先生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衹异物及祭祀所宜”，“盖古之巫书也”。据吕子方、蒙文通先生研究：《山海经》的《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指今四川西部地区，故这四篇“当作于蜀中”。《大荒经》五篇曾四次提到“巫山”，有关“巴国”、“巴人”的记载也仅见于此，所以，这五篇“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考证精确可从。过去，专家们讲中国古代的萨满式文化必定要提到《国语·楚语下》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一段。而笔者以为：颛顼命重、黎两人“绝地天通”的故事很可能出于巴、蜀巫师的传说。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日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嘘），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袁珂先生认为：其中“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可能是韦昭注《国语·楚语下》：“言重能举上天，黎能抑下地”的同义语，“献”有“举”义，“邛”或为“抑”之误，其说可从。《山海经》保存了“绝地天通”神话的原始面貌是毋庸置疑的。

这名叫“日月山”的“天枢”就是萨满式文化中所说的“天梯”或“地柱”(axismundi)。这种“神山”在巴地有好几座。《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威、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这巴国的十个巫师能上下天地采药治人间疾病。《海内经》说：“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肇山，有人伯高，伯高上下于此，至于天。”《海外西经》说：“巫成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看来，以山为“天梯”、“地柱”的都与巴有关。

蜀地通地天的“天梯”是神树，如《山海经·海内南经》与《淮南子·墬形》所记的“建木”和“若木”，其说详下节。《大荒西经》载：“有氐人之国（氏原作互，依郝懿行改），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是能上下于天。”蜀蚕丛氏就是这种能上下于天的氐人。这神话大概反映古代的蜀王既是巫师祭司，又是政治军事首脑的历史事实。这与巴地巫师采药行医又略有不同。但是巴、蜀均善酿而好祀则是一样的。

二、“巴乡清”与蜀酒“醴”

巴人好祀善酿。《华阳国志·巴志》记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喜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岸，永言孝思，享祀孔喜。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水经注·江水》：“江之左岸有巴乡村（今四川云阳奉节间），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盛宏之《荆州记》：“南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称‘巴乡酒’。”这种用黍、稷酿造的“巴乡清”酒既用来奉养父母，也用来享祭鬼神，而且名气颇大。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前年），白虎为害秦、蜀、巴、汉等四郡，秦王悬赏杀虎，有朐忍（今云阳）的巴夷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用白竹弩从高楼射杀白虎。秦王不敢爽约，除免其租赋外，刻石为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把黄金铸造的一对龙与“巴乡清”一锺酒相提并论，一方面说明秦王对巴夷的优待；另一方面这种名酒身价之高亦可见一斑了。清酒，按郑司农注《周礼·酒正》讲：“清酒，祭祀之酒。”贾公彦疏曰：“清酒……冬酿接夏而成。”一般醪糟酒是“冬酿春成”，可见清酒是一种久酿而成，含酒精度数高，味厚，滤去糟滓澄清的好酒。可惜，这种价比黄金的好酒“巴乡清”早已绝响于世，不知哪位有心人能“独居旧而弥新”加以恢复继承呢！

蜀之古酒也已失传。《华阳国志·蜀志》载：到鳖令之后“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种叫“醴”的蜀酒，也是用于宗庙祭祀的。“醴”本是中原商周王朝用“曲蘖”（据方心芳先生研究是一种发霉发芽的谷粒，即散曲）酿造的糖化度大而酒化度低的连糟滓的薄味甜酒。《周礼·清正》把醴作为“五齐”之一，是供祭祀专用酒。不过，这里的“醴”似乎是蜀酒的专名，音译为“醴”与中原文献记载的醴不同。因为常璩说“以酒为醴，乐曰荆”，是说开明帝把酒叫做“醴”，乐叫做“荆”，中原有叫“醴”的酒而无叫“荆”的乐，可见两者都是蜀语音译。蜀酒“醴”与中原的醴不同，并不是“汁滓相将”连糟食用的薄味酒，其说详后。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农业发达，酿酒谷物来源丰富。巴人用黍稷酿制旨酒“巴乡清”。那么，蜀人呢？！他们酿酒的谷物种类，一定更多。《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都广”为古蜀地，即成都平原，在《后汉书·张衡传》注和《艺文类聚》卷八十五与九十引均作“广都”，《华阳国志·蜀志》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年）在蜀郡郡治附近三十里地设置“广都县”，所以杨慎《山海经补注》称：“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后稷乃古之农神，《逸周书·商誓》：“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天下之庶民，罔不维后稷之六谷，用蒸享。”传说农神后稷之葬地，当然是一个农业发达的中心地区。这里冬夏四季均宜播种，百谷滋生，酿酒的谷物绝不致匮乏。蜀人可能有麦，广汉三星堆早蜀文化遗址红烧土块里有许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叶面窄而叶脉清晰，尚待鉴定。在一件陶豆的圈足上有一周花纹，是互生的肥大籽粒，如麦穗。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冬载：楚子伐萧，军队受寒湿，楚臣申叔展问：“有麦曲乎”。孔颖达疏曰：“麦曲作酒之物。”早蜀文化中酒器甚多，用麦曲作酒也是有可能的。《战国策·楚策》张仪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积粟之盛，也许是酿酒的重要谷物。《礼记·月令》在总结酿酒生产经验六诀时，第一就是“秫稻必齐”。粘稷、稻米都应是重要的酿酒名物。《华阳国志·蜀志》：“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雒即雒水，今流经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鸭子河即古之雒水。成都平原与沱江流域为盛产稻之乡，古今一样。在嘉陵江流域的方山丘陵地区又有梯田，《华阳国志》载巴西郡、涪、郪、广汉、德阳一带均有“山原田”，与“平稻田”不同。到秦汉之世、“壅江作堋”，“灌溉开稻田”则更加普遍。

名酒（巴乡清与蜀酒醴）的出现，必有发达酿酒业，就必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基础，就必有发达的酒文化。考古发掘资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三星堆遗址所见的酒文化

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自年发现以来，半个世纪中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在此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近年来的发掘有新的突破，尤其是年3-5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与省、县文物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证明了这里方圆十二公里的范围内，很可能是早期蜀国的一个重要都邑所在地。有的地下文化堆积层厚达2.5米，可划分为十六个文化层，根据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的分析，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出土物为新石器晚期的东西，是先蜀文化，即蜀文化的前身。第二、三期的文化面貌与一期不同，是早蜀文化的堆积，从类型学排比得知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商。第四期继续发展，达到鼎盛，即殷末周初。过去只知道一种异于中原的铜兵器与船棺葬是“巴蜀文化”，时代只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现在把蜀文化的年代提前了，所以三星堆遗址的第二至四期应叫“早蜀文化”。

这中心部位方圆六公里的遗址群被人工堆积的土埂——“城墙”所环绕，形成东西约米，南北残存-米的城邑。这里出土的大量陶酒器有：盉、杯、尖底盏、觚、壶、勺、缸、瓮等；食器有：碗、碟、盘、豆、罐等，都出在城墙圈里、房星密集的生活区内。这里不仅有“木骨泥墙”面积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舍，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穿斗结构大房子与抬梁结构的厅堂。房舍厅堂间还有道路沟渠相连，形成聚落。在这些房舍聚邑内不仅出土髹了漆的酒、食陶器具；还出乐器如石磐、陶埙等；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虎、象、牛、猪、羊、鸮、杜鹃、鱼、蛙；还有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玉石礼器：琮、璧、圭、璋、矛、斧、斤等高档消费品。相反的缺乏农业生产工具，出土少量的小型窄条形石斧、锛等只是生活用品。由此可见：这里应该是一座文明古城的废墟，而不是一般原始村落的遗迹；这里属于一群脱离劳动生产的上层人物的活动场所；当时已有水平较高的农业生产，畜牧渔猎也很发达；已有谷物酿酒的技术和大量用酒的需要。

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来分析，当时的酿酒技术不会低于中原。《礼记·月令》总结酿酒经验说：“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中符合这些条件的酿造器皿可能是一种高领大罐。这种陶器高约40厘米，腹部圆鼓，上接粗壮的高领，直口，下腹部作反弧线内收，接小平底。我们知道，发酵的毛霉和酵母菌都是很敏感的低级生物，“陶器必良”是说要在陶器内造成发酵的良好环境。这种陶罐高领直口正宜封闭，既可避免杂菌入侵滋生，又可造成有利于发酵的厌氧条件。“火齐必得”是指温度的控制。毛霉与酵母菌繁殖的最适宜的温度是28℃-30℃，所以夏天气温过高难于控制，一般都在冬天酿酒，但气温低了要靠加温才能保持。这种陶罐下腹部成反弧线内收便于受热，小平底不稳却宜于埋在灶炕边热灰中保温。所以，我们把这种高领大罐命名为“三星堆式发酵罐"。古代蜀人虽不知微生物学，却能制出这种合乎科学的发酵陶器，其功能可与《礼记》所总结的经验相对应，诚可贵也。

这里的饮酒器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觚和瓶形的杯，瓶形杯数量极多，形制也多，粗看犹如今日北方烫酒用的陶瓷酒瓶。典型器形是：平底（全器最大径在底部），腹壁向上斜收，束颈，有的加一圈附加堆纹，侈口似喇叭形。器形细长，高约13厘米，容量在毫升左右。这种杯子侈口便于啜饮，但残糟却难通过束颈，容量也嫌过小，似乎饮用去滓的清酒最为适宜。所以蜀酒虽称“醴”，只是音译，并不如中原“汁滓相将”的连糟食用。第三期以后，又出一种尖底盏，口径约10厘米、高约4厘米，第四期后作为主要饮具逐渐代替瓶形杯。

盛酒器有瓮、缸、壶。有种缸的残片厚约1.2厘米，腹径大于厘米。壶有多种：侈口小平底的；长颈圈足的；短颈长腹的等等。在盛酒器中舀酒必须用勺，遗址出土的勺把特别多，有空心也有实心的，勺把头雕塑成各种长喙鸟头、兽头和钩形，便于钩住盛酒器口，不致沉落酒汁中。

既是低度发酵酒，就需加温，遗址出土陶盉很多。这里的盉粗看与二里头文化相似，而显瘦高，封口管流，三款足成柱管状，似乎也不宜加温带滓的酒料。

我们在86GST探方的第四期文化层中发掘了灰坑H30，坑不大，满放着大小不等的21件瓶形杯、中间有一把盉，周围放着多件平底盘、豆、小平底罐等盛食器，似乎是一个酒餐具“贮藏柜”。

四、“祭祀坑”里的酒樽

城墙里面是上层人物享用酒宴的厅堂，外面则是巫师们用酒作法的场地了。

年7-8月，三星堆遗址又有新的重大发现。在三星堆土堆（祭坛）南外数十米的地方，连续发现了两个长方形土坑，一号坑4.4米×3.3米，二号坑5.3米×2.3米。出土了金、玉、铜、陶、骨器与整支的象牙(不是“纳玛象牙”！)等40多种一千余件（图一）。青铜器总重量接近一吨。其中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厘米，座高90厘米；最大的青铜人面像，通耳宽厘米，额颌高65厘米，分别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立人、人面青铜造像。一次出土如此众多的纯金制品在国内也是首见，有厘米长的金皮“杖”、金面罩、金条、金箔等。时代约当殷墟时期。国内对这两个土坑的性质，专家们的意见比较分歧。大体上有几说：①祭祀坑说：坑内无尸骨，不是墓葬；器物与火烧的骨渣堆一起，不是窖藏；只可能是祭祀坑。②窖藏说：坑的形制与器物放置与中原商周秦晋等地祭祀坑不合，可能是灾祸猝起，主人窖而弃走。③被毁宗庙说：此乃战胜者“犁庭扫穴”结果。④陪葬坑说：附近或有大墓。笔者则认为：蜀文化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文化，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不能用中原祭祀坑来硬套，这种合坑埋藏的情况，很可能是古代世界风行的巫术——“萨满式文化”的产物，大概是在附近场地上举行了巫术活动后的“厌胜”性埋藏。

这两个长方形土坑相距约20米左右，方向一致N35°E，与祭坛走向近直角。两坑坑壁整齐，填土夯实，坑内堆积乱而有序。所以它们与城邑里居民的信仰有关，都是为着某种神圣的目的，有意识的作为。

坑里的包含物是经过搬运后有意识堆积.的。如一号坑的象牙、铜器、金器、玉器等与铡碎焚烧过的动物骨（可能有人？！）牙齿、打碎的尖底盏、豆、盘等陶器相混，从坑的东南角倾倒入坑的，从烧化黏结的情况看是燔、燎的遗迹。二号坑是依次放置的：玉器、铜戈和大小铜人像放在下层；40多具人头像环置四周坑壁下；上面由南向北依大小放着20多个青铜面像与铜尊、铜罍等；在上面放整支的象牙六七十支，填土夯实致使位置移动，但仍能看到乱而有序。

陶酒器被打碎了，尚待清理。一号坑的铜酒器也相当破碎，二号坑的铜酒器有尊和罍，还可能有方彝（？）。有些圆铜尊形体高大，花纹繁缛，肩头四个牺首（牛），上面各立一鸟，牺首间又有四只较大的立鸟。器表满饰云雷纹和饕餮纹，可以叫做“八鸟四牛尊”。器形与商周铜尊相似，而圈足改外侈为内收。与遗址出土的圈足陶豆相同，纹饰排列也与中原似是而非，它们是蜀人铸造的酒器。铜罍饰凸弦、云雷、饕餮纹，大的有牺首（牛）衔链环，有的表面光洁，呈青灰光泽，至今无半点锈斑，可见蜀人铸造工艺的精良。出土时有的里面装着贝玉，甲骨文的“登”字，正是豆上一尊，尊中置玉（珏）；有的里面已空无一物而有使用（盛酒？！）痕迹。在古人看来祭祀奉献的酒是“琼浆玉液”，非常珍贵的饮料。在二号坑底出土两件头顶酒尊的铜人像。尊上有盖，双手过顶捧尊，站在镂花的座子上，做供献状（见图二，1）。看来这些尊罍都是置酒设供的重器。那么这些酒器供奉的对象是什么呢？！

最大的铜立像，戴冠，鼓眼高鼻，倒八字浓眉，着长服披巾，右袒，下摆如燕尾下垂，下着长裙，身躯瘦高，赤足带环,站在座上，双手巨大，握圈，左下右上，如执奉献状，执物已失。另外小人像很多，有戴冠的，有不戴冠的，都是双手执物。有人称为神像，其实这些可能都是供奉者，而不是受供奉的神灵（见图三）。

青铜神树有三棵以上。其一有三脚架座，座的三面各跪一小铜人。树干挺立高约3.9米，树干上分丫权，枝叶茂盛，结的果实如卵而有托。丫枝上有许多人，兽、鸟、蛇、铃和圆形挂饰，还有一只昂首垂尾的公鸡。这大概就是古代蜀地萨满（巫师）们“沟通天地”的神树“若木”和“建木”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日若木。”《海内南经》说：“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卵），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海内经》：“西海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有九丘，以水络之……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爱过，黄帝所为。”《淮南子·墬形》说：“建木在都广（即广都，指成都平原）,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树上的神人大概是太皞、黄帝等这些既是首领又是巫师能上下于天者的造像，圆形挂饰可能是树上的十日，花果枝叶，乌鸡黄蛇竞都能一对照，而且在坑南壁下，最大的铜面像侧边就有一个巨大的铜鸟头像，高60厘米，正是“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氏”的写照。

四五十个铜头像，有真人头大小，有的光头，有的编辫，有的戴冠，有的还带纯金面罩。头部中空，颈部以下前后两个尖，可套在身躯上（身躯已失），犹如今日的木偶头像。这些大概是半人半神的配角，反映蜀国是多民族的联盟，他们是各方“诸侯”，或者就是各部的守护神。

二十五个大小不等（均大于真人头面）的铜面像，有的眼珠柱状突出如螃蟹，有的鼻梁上镶嵌云雷突饰，有的鼓眼吡嘴做愤怒凶相，有的定睛咧嘴做欢欣状。每个面像四角和额头都有方孔，便于悬挂，若配上头躯，按比例算来都是二米以上到六七米的巨大神灵偶像，从面相来看似乎全是男性。笔者以为这些装配铜面的巨大神像才是祭祀坑里崇拜的偶像。这是我国继辽西红山文化发现泥塑女神头像后,更为惊人的古代偶像的重大发现，一泥一铜，南北对应。联系到川西与辽西有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如石棺葬俗、相同的铜罍等等），确实令人震惊。三星堆出土的铜神像，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雕塑之精美，相貌的诡异实在超出人们的想象。可以断言，这至少是包含着天神、地衹、人鬼、图腾在内的、一种多神的、偶像崇拜的原始宗教的遗物。祭祀坑里的酒樽就是奉献给这些神鬼的。

奇怪的是这些偶像和神树都是毁坏后埋藏的，这大概与“厌胜”巫术有关。我们知道，原始宗教的灵物和偶像也可能遭到蔑视和责罚的。民族志材料告诉我们，有些原始部落认为不灵验的灵物可以抛弃另找代替，也有可能被打击，丢弃或烧毁，例如奧斯弟亚人在出猎不获时，就要责打偶像。坑里的酒樽与失宠的神像大概也是如此被埋入地下的。

至于神像为什么会失宠呢？已不可深究，但笔者颇疑此事与蜀地洪水及战乱有关。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时国力达到鼎盛，而遭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隐焉，时值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常璩一介儒士，对民间神话往往改纂。但至少可以反映三个事实：①杜宇时洪水灾害极酷烈，《蜀王本纪》说：“若尧之洪水”；②因灾而变，改朝换代；开明乃荆人鳖令，简直就是“异族人侵”；③杜字下台是被迫的，蜀人才会悲子鹃鸟鸣。三星堆遗址三区第七层是一层厚约20-50厘米的淤土，青黑色，包含物极少，此层以上出晚近物。第八层相当于第四期，股末周初，正是祭祀坑的年代。这大概就是巫术厌胜埋藏的缘由吧？神灵不能制止洪水，只好埋入地下；开明治理了水患，就取得了政权，这就是地下酒樽的谜底。改钥换代更需要行巫术以厌胜，以求革旧布新。

五、巴、蜀铜酒器集锦

众所周知，世界文化宝库之上乘的殷周青铜器中，酒器之多“确实超绝古今”、“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先例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的分类统计，在五十类铜器中，酒器要占二十四类，将近一半。分为煮酒、盛酒、饮酒、挹注、盛尊五门，有爵、角、斝、盉、鐎、尊、鸟善尊、觥、方彝、卣、罍、壶、瓶、罐、缶、、卮、皿、区、觚、觯、杯、勺、禁等二十四类，绝大部分是祭享鬼神的“礼器”。这些酒器都有华丽繁缛的装饰，其中以各种动物图像最突出，不仅有自然界存在的：犀、鸮、兔、蝉、蚕、龟、象、鹿、蛙、牛、水牛、羊、熊、马、猪等；还有神话中存在的：饕餮、肥遗，夔、龙、虬等。这是因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实际上是当时巫觋通天的一项工具。”“现代比较原始的民族里面还有巫觋名为萨满的；萨满的主要作用便是通神,而在他们通神的过程中各种动物常常作为他们的助手或是使者”。周承殷制，原始多神宗教更加发达，仪式和祀典也更加规范。《国语·鲁语上》说：“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据《周礼·大宗伯》记载凡祭祀天神、人神、地祗的吉礼要举行：禋祀、实柴、燋燎、血祭、埋沉、副辜、肆献、馈食、祠、禴、尝、蒸等十余种仪式，而所有仪式都要“献”，“献者，献酒为主，献脯炙为从。”所以，酒是宗教巫术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殷商酒器之盛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巴蜀文化中也有许多铜酒器，显然与殷周铜酒器有密切关系。

巴蜀铜酒器的出土，除三星堆外，已知重要的有：彭县竹瓦街殷末西周的窖藏；成都百花潭M10、新都马家木椁墓、大邑五龙船棺及土坑木椁墓（战国早、中期）、犍为金井等地的土坑墓、简阳糖厂窖藏、成都羊子山M、涪陵小田溪土坑木椁墓、青川秦墓、成都金牛坝土坑木椁墓、郫县土坑墓（战国早期）；成都西郊土坑墓（战国末至秦灭巴蜀后）；巴县冬笋坝及昭化宝轮院的船棺葬（自战国晚至西汉初年）；可定为西汉初年的巴蜀墓葬还有成都南郊土坑墓、越西华阳村土坑葛、绵竹木板墓等。另外在新津、广元、峨眉等地也有零星的巴蜀酒器出土。这些发现中缺乏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东西，这大概也是因为天灾人祸而造成的巴蜀文化的中衰现象吧！

巴蜀铜酒器的数量，初步统计已有一百余件。一般认为有罍、壶、尊、觯、钫、缶、彝（？）、勺等八种，笔者认为鍪应是煮酒器，故共九种。

罍是巴蜀常见的铜酒器（见图四，1）。著名的如竹瓦街窖藏出土九个铜罍，大的高79,小的高36厘米。饰以繁缛的饕餮、云雷、夔龙、鸟纹、蚕纹、涡纹等。而且都有主体的牺首（牛、百）、蟠龙。二号坑的大铜罍，还在饕餮纹上嵌绿松石。这些花纹较紊乱，有的甚至倒置，应是本地铸造的。辽西喀左县曾出土一件罍与竹瓦街同，疑由蜀地输出。也有直接从外地输入的，如新都马家墓出土五件一套的铜罍，肩有双耳，饰涡纹及三角蝉纹，与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罍完全一样。

尊出在殷末周初的竹瓦街窖藏与三星堆祭祀坑。（图四，2、3）竹瓦街出土的饕餮纹尊与中原出土的亚丑季尊相同，为中原输人。而三星堆出土的八鸟四牛尊则是本地铸造。

方彝（？）残片仅见于三星堆二号坑。

觯只出在竹瓦街，牧正父和覃父癸所铸的器系殷人之物，可能与尊一道因蜀参加伐纣之役输人的。

壶出在战国墓中。新都马家墓出两套每套五件。都是盖上有纽，腹部有耳或铺首衔环，与楚文化的壶一样。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错银水陆攻战纹壶，堪称珍品，与故宫收藏陕西凤翔及洛阳中州路出土相同。三星堆遗址在第三、四期出了不少陶壶，其形制与涪陵小田溪及广元出土的两件银嵌错银卷云纹铜壶酷似，应是地方性的传统制品。成都南郊及越西华阳村西汉土坑墓则出蒜头壶，全是汉代文物之典型。

缶新都马家出土，扁体带盖，双耳带环，饰变体蟠螭纹。羊子山M出土的一件，无双耳而有提梁，三蹄足，原报告作委盉，其风格两地所出酷似。

钫羊子山M出土，与云梦睡虎地、耀县西汉墓出土相同。

勺绵竹西汉木板墓出土，柄已断，勺瓢椭圆形似耳环。

鍪指的是一种小口的釜形器。典型器形：小口、短颈、圆腹、圜底，肩部有一至两个辫索耳，单耳鍪可早至战国早中期，双耳鍪稍晚。这是巴蜀文化中富有特征性的器物之一。李学勤认为它与鍪甑一样，“它们的发祥地可能是巴、蜀，秦灭巴、蜀后传到秦，再流布到其他地区”，“应当认为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次贡献”。但是，鍪之为器，过去不见著录，建国后考古文物界把这种“小口的釜”称为鍪，其实不当。《说文解字》释鍪是“也”，释“似釜而大口者”。颜师古注《急就篇》：“鍪，似釜而反唇。一曰鍪者小釜类，即今所谓锅。”可见鍪不是小口釜，而恰恰相反是大口釜。据《正字通》释：“兜鍪形似釜而反唇，非炊具。”可以戴在头上的胃顶似鍪，所以鍪绝不能是小口有颈的器物。若按当前约定俗成所称的这种小口釜——“鍪”，则与釜的用法不同，不是一般炊具，而是煮酒器：小口只占腹径的三分之一强，炊煮饭、肉是不便取食的；器形比釜小，百花潭M10出土的一件口径不到8厘米、高10厘米，做煮水器也嫌小了；凡墓中出鍪的必有釜、甑同出，可见用途不同，前者煮酒，后者炊饭；醪糟酒需煮食，小口的鍪倾汁留滓比较合适。可见，鍪是战国后新出的巴蜀铜酒器。

由此可见：

（1）殷末周初巴蜀铜酒器以罍、尊为主，仿自中原而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到战国以及以后基本上采用秦、楚的酒器。而还有自己的特色者酒器——鍪，且外传秦楚；反映巴蜀文化到东周已逐渐与华夏文化互相融成一体了。巴蜀酒文化同样是中国酒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

（2）彭县竹瓦街窖藏是罍、尊、觯等酒器与戈、戟、钺、矛等兵器同置陶缸内。简阳糖厂的窖藏把戈、矛、剑、斤、钺等兵器放在铜罍里、上扣一铜盘而窖起来。在这些窖藏者看来兵器与酒器同样至关重要，早期的蜀地也同样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点。

本文原载《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年，收入林向：《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责任编辑：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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