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综合防治思路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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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年史无前例暴发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现代医学在防治方法上显然存在束手无策的尴尬。相对而言,许多中医勇士因为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于瘟疫辨证施防论治的理论与技术成果,结合本次各地疫病流行的不同特点,很快在病因病机和预防救治理论与方法上就实现了突破,并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但与此同时,由于时间仓促、各项准备不足等原因,本次抗疫行动在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上也暴露出了一些缺憾。故此,笔者特根据多年学习实践体会及对当前形势的认真分析,进一步提出综合预防救治的思路与方法,尤其强调对于前贤既有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充分发掘和协调应用,以期为今后提供更为全面、精确、有效的防治方案。

人类自诞生伊始,就一直在借助于自然和人为的力量而得以不断进步、成长的同时,又常常波动在自然和人为力量的毁灭性威胁边缘。疾病(尤其是瘟疫)作为令人恐惧的“恶魔”之一,既不间断、无情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又反促人们聚集强大智慧与勇气而与之不息地抗争,随即催生了医学及其不断进步与发展。作为具有数千年医疗经验积累和中华优秀文化支撑的中医学,不仅在过去已经高效地保障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与繁衍,而且在与现代医学及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一道护卫生命的新时代实践中,依然展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因如此,在面对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侵害时,我们便有必要通过对既有状况的观察与思考,再来认真探讨一下以中医为主的综合应对思路与方法,以期为未病者防护和已病者救治提供一些可行参考方案,为管理者制订安邦定国之策提供一点参考依据,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提供一臂有益支助。一、古今抗疫史象回顾与反思我国先圣们在前仆后继地探索总结疾病诊疗规律的过程中,很早就发现,在纷繁多样的疾病之中,有一类疾病,具有明显、强烈的传染性和破坏性,便把它称之为“瘟疫”,“瘟”者,示其发病症状多以发热为特征;“疫”者,有如朝廷派遣徭役,家家户户皆有,概莫能免。考稽古典,早在殷墟甲骨文里,就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的痕迹,《尚书》、《山海经》、《左传》则有“疠”的出现,《汉书·平帝纪》记载更进一步:“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最精辟者,当推《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明代大医吴又可先生则述其因为“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从古至今,全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系列瘟疫传播。比如在公元年时,雅典曾因发生大瘟疫而致几乎一半的人死亡;公元14世纪时,欧洲就在短短的十年里,有超过万人死于“黑死病”,而因之所致的经济社会萧条则延续了数百年;年出现并随后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曾造成了全球数千万人患病死亡,并间接导致“一战”提前中止;年,南撒哈拉非洲国家发生过一次历史上最大的流脑流行,报道病例数达18万以上,死亡多人。在我国,最早可以看到夏商周时的瘟疫发生记载,另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可知,从西汉到清末,至少发生过次左右的大型瘟疫,但却从未发生过类似欧洲黑死病、鼠疫、大流感那样的大悲剧,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有中医药的保护。而西方在19世纪之前,其最基本的诊疗方式,就是放血、祷告、巫术,即使权高位重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也是因为过度放血而身亡,可见当时西方的医学水平落后到何种程度。

关于当代的“瘟疫”防治,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几年里,曾去本地医疗机构注射疫苗,至于亲临传染病发作之际的防治,第一次是年亲尝了家乡合作医疗站医护人员用大锅熬制的板蓝根加贯众汤,据说是用以防治“流感”、“流脑”的。之后,我也曾多次从中国古代名医的历史故事中,得知中医自古就有用大锅熬制中药,免费让公众服用,大范围地防治瘟疫的办法。直到年,我参与了全国性的抗击"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活动,亲自见证了一些人在服用专家拟制的中药“通用方”之后,有个别人意外地治好了以前不曾治愈的顽疾,但也有不少人则是原本无病,却因滥服反而生病,教训不可谓不沉痛!之后,随着“禽流感”发生,出于科普和履行职责的目的,当时我曾结合过去的学习与思考,写作了《关于流感防治的学术思路》一文,并在一些场合做过讲座。未曾料想,时至近期,一场"新冠肺炎"又逞愈演愈烈之势,广大民众渴望得到防治良方,有的专家、有些媒体乃至有的部门再度投其所好,不时地推出新的“通用方”,甚至有号称一方通治者,前不久发生的双黄连抢购事件,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当前瘟疫防治的心理迫切和迷惘,也折射了学术界基本思路的模糊。联想到近几十年来的所遇,有些人虽然是从小就注射了麻疹、肝炎、流感等疫苗,但后来还是有所发生,只不过是发作程度轻一点,最明显的是有不少人口服了来自权威机构研制的抗结核系列西药,有的人确实病情好转、痊愈了,而另有的人则是反而引发了恶心、胃痛、腹泻、乏力等症,二者表象是有所异,实质却全然相同;再来静心温习中医经典和前贤之训,反复仔细地学习研究古今中外有关传染病防治历史和当下新型病种的全方位知识,继而进行过诸多思考之后,一系列深刻感悟便不由得涌上我的心头:

1、《素问·刺法论》有曰:“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亦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里的“虚”,既可包括人身整体的阴阳气血亏虚,更应解作因为局部的脏腑经络失调而出现的防御错乱(过实而虚),准确地说,就是“阴阳失调”。如何防止或纠正其失调呢?《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指出:“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高士宗注:"四时不正之气,皆谓之虚邪贼风。"),《素问·至真要大论》还指出:一切治疗都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把这些经典警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平时,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遇有病邪来袭时,采取多种适宜的办法有效回避;而当受到病邪侵害时,有效纠正的精准原则,便是调理人体阴阳平衡,即使是发病特殊的瘟疫病,其实质性应对亦不过如此。只要做到了这些,人们就不会生病,即使生病了,也能够得以康复。这就精辟地揭示:人体正气虚实、阴阳平秘是健康的决定性因素,适宜养生、谨慎回避和恰当治疗是维护人体健康、不受病害的三大基本原则,掌握了这一强大的战略法宝,抗击任何传染病就都能战之必胜!2、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以不变常方应对有变病邪本不符合辨证法原理,而不辨其体质、不细究其当下的具体状况就孟浪用治,更是违反中医学辨证论治基本原理的错误之举!通观从过去的“非典”到当下的“新冠肺炎”全国乃至全球的防治,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医学的防护与检测优势及治疗窘境,同时也一再地验证了中医学的预防和救治优势,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既不能自认无能,又不能背离辨证论治原则,教条地以某一个或二、三个处方、一锅苦汤包打天下(特殊情况例外),而应该是以共性化与个性化相结合、预防与救治相统一、全程综合考量为总原则,以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引,以当代中医泰斗王琦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对《黄帝内经·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等经典论述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量临床实践,最终主持制订的简约化的中医体质标准以及相关学说为基础,以当时、当地人群病理规律为依据,有序、有效地开展防治工作。同道若能明晓此理,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其他任何的传染病防治,应该说都不会有方向之虞。二、预防性治疗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如前所述,中医学对于人体健康或者说是不被外邪侵害的基本条件认识,一是正气充足,二是阴阳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则更加明确地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关于此文的具体含义,我们还可分解为二:一指正常(健康)状态人或强壮体质人的理论指标就是阴平阳秘;二指人体内阴阳气血失常时,所有调理方法的最终目标就是阴平阳秘。反之,如果阴阳失和,人体就进入了病态,或者说调理方法不能达到这个指标时,就是误治、失治;倘若到了阴阳离决状态,那就面临着死亡或是救治的全面失败。生活中常见这样的事情:有人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吃了火锅,却唯独自己第二天脸上长了疱。夏天吹电风扇,有人喜欢开大,有人则惧之如虎。同样是进饮食,有人吃了一点儿冰箱里的食物就腹泻,有人则即使多吃也一切如常;在瘟疫流行过程中,也存在着有的人(甚至家庭)受了感染随即发病,乃至因之而丧生,但也有人虽然感染了病毒,自己却毫发无损,或者是别人竟然因为与之接触而发病甚至危亡,在本次新冠肺炎暴发流行以来,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来自武汉的重要报道:同处一种环境,但却不都发病,有一家族,其本人及其父亲、小姑、小姨4人都因受感染而发病,但其老母亲一人却始终健康,并在家承担着为每个发病的亲人实施治疗护理和生活料理职责。其因为何?相关原由可能会有饮食、起居、情志、周围环境等多种,但最重要的则是体质差异。体质现象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明·吴又可《瘟疫论》中曾有举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省略句则为“正气强者便不病”,此又进一步精辟地说明人体正气在防治疫病中的关键作用,和应用恰当方法回避病邪攻击、保护正气不受伤害的重要性,提示人们确须高度重视通过对病邪的回避和对自己的强身来实现对正气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普通人群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威胁时,自当认真学习继承古今中医学相关的有效经验,结合现代预防医学及传染病学知识,尽早进行积极有效的综合防御。主要方法有:(一)共性化预防1、传染病源隔离;2、可疑人隔离;3、普通人的有效防护:例如随时洗手、佩戴口罩、戴防护镜、穿防护衣等,特别提示:按照中国传统防疫习惯,佩戴香囊(例方1:藿香、丁香、木香、羌活、白芷、柴胡、菖蒲、苍术、细辛、雄黄各3g;例方2:冰片、樟脑各3g,高良姜15g,桂皮30g;例方3:山奈、雄黄各10g,樟脑3g,丁香50g。以上各方药分别共研细末,装入小药袋,佩戴胸前,时时嗅闻。)4、未病、已病期间的生活(饮食、起居、情志、室内温湿度及色调等)调摄;5、环境消毒、改善、治理(特别提示:自古有燃烧艾叶、苍术等药,熏烟驱邪之习);6、相关的传染病知识宣传普及;7、相关的社会管理进步;8、其它(包括不同疫病的特殊防护与基本治疗方案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王岐山同志在年“非典”肆虐时期就任北京市市长后,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面对面”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来为你们(注:指社会公众)创造环境,你们却要搞好自己的生活”,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分工负责、密切合作、相得益彰的重要关系,今天再来温习,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未完待续)作者简介赵斌(.5----),男,汉族,甘肃成县人中医内科主任医师。从1972年8月起,跟师、专业学习中医至今,在认真积累临床经验,擅长中医内外妇儿等全科诊疗的基础上,并先后实现了以“四大学说”(中医学物质理论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输液反应辨证论治体系、中医异物病因学说)和“四大疗法”(中医综合疗法、覆吸疗法、小剂量速治法、中医灌肠突击疗法)、2个创新专利(一种持续给药的握药套、一种持续给药的覆吸罩)为代表的系统学术创新。先后发表《浅论中国传统科学的物质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补要》等学术论文92篇;独著出版《杏林探幽》(24万字)、《中医综合疗法》(34.3万字)、《报晓曲》(14·6万字)等书3部,合著出版《中国中医药最新研创大全》(万字)、《中华效方汇海》(52万字)、《医古文注译解析》(24万字)、《常见病的中医特色综合治疗》丛书(分17册,万字)等7部;另有《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的创建与应用》、《关于中医学物质体系的研究》等8项课题先后荣获省市县“科技进步奖”;并曾应省内外学术组织邀请,先后赴省内外进行学术讲座交流。故此,曾先后13次荣获“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甘肃省名中医(第二批)”、“甘肃省优秀专家(第七批)”、“全省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甘肃省第四批及五级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陇南市领军人才(二批次,第一层次)”、“陇南地区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等称号;并先后被选举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脑病学分会常委,甘肃省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甘肃省中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首届)副秘书长,甘肃省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副主任委员,《甘肃中医》、《西部中医药》杂志编委会委员,陇南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政协陇南市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政协成县委员会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等职。其事迹曾先后被《中国中医药报》、甘肃《发展》杂志、《甘肃科技报》、《陇南报》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编辑:杜鹏飞审核:赵斌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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