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瑛，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兼任北京市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健康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等。曾获得年度北京市政府非典型肺炎防治先进个人；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年“首都五一劳动奖章”；年北京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个人；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年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等荣誉。
主持北京市科委年科研院所重点任务专项“北京市甲型H1N1流感防控策略研究”、年北京市科委“食物中毒诊断溯源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年阶梯计划项目”、年科技部“呼吸道病毒流行规律及未知病原鉴别的研究”课题。参与科技部“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研究、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典型城市饮用水中消毒副产物的分布特征及其健康风险”和北京市科委项目“北京市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监测信息平台的研究”等多项课题研究。参与的“北京市传染病预警技术的研究及应用”项目获得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甲型H1N1流感流行病学研究”项目获得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筑起健康的“护城墙”
中国公共卫生的哲学思想源于《黄帝内经》：上医治未病。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简称疾控）工作承担着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首要职责，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是一项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
广义的疾控工作，是根据疾病的特点，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其在人群中的发生和发展，若有疫苗，就相应提前预防控制。疾控工作涉及到民众所有的健康事。煤矿工人怎么防护；机场人员怎么防护；告诉老百姓什么能吃，吃多少合适，传染病怎么预防；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建议政府采取哪些措施进行防控等，都是疾控系统的工作。除了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疾控工作还包括五大卫生，即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放射性卫生、职业卫生、学校卫生，疾病防控覆盖全社会。
在公共安全和健康上，疾控中心是专业技术部门，要建立完整的监测体系，也是主责部门，须处理及时。一旦发现疫情的蛛丝马迹，其解决方案有两种：一是报告给政府，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干预；二是进行健康教育，提高全社会维护健康的能力。
邓瑛和他的同事们始终以“疾控的最高境界应是无疾可控”为目标，贯彻三大工作理念：首先，力求不发生，就是对已知的疾病传染因素进行预防，如疫苗的预防接种，防病措施的监督落实和对公众广泛深入的健康教育和危险因素的干预等，达到预防控制目的。其次，力争早发现，通过科学严谨的70个监测网和几乎覆盖所有医疗机构的网络直报系统，疾控中心在第一时间锁定问题，及时判定疾病有无群发性、聚集性，在发生或传播前期将威胁解除；再者，及时有效控制，一旦疫情发生，要积极、全力投入，迅速控制其发生与发展。北京市疾控中心从成立至今，在无数防控保障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疾控工作张开的防护网，把人群组罩在安全范围内，筑起了一道健康的“护城墙”。
为人民健康当好“兵”
疾控工作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可能你并不认识长期奋战在疾控一线的公共卫生医师，却时刻享受着他们提供的服务，他们大多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在“非典”来袭时，在第一例甲流患者出现时，在“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北京市疾控中心多人的队伍，总会出现在各个重大事件的突发现场。他们是不着军装的健康卫士，肩负着大众健康的神圣使命。
作为这支队伍的带头人，邓瑛认为“疾控人”就是三种“兵”：哨兵、工兵和尖兵。哨兵，就是站岗放哨，监测“敌情”，通过分布在全市的70个网络监测系统，达到早发预警、早隔离，控制疫情。工兵就是“筑城设障”，建起人民的健康屏障。疾控工作更重要的是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主动挖掘分析疾病暴发征候，及时解决。尖兵就是面对疫情冲在最前头，每一次出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冲在前线的一定有疾控人员，他们个个都是尖兵。
从军医大学毕业至今，邓瑛已在疾控一线抗战了30多年，他说“非常喜欢疾控工作，越认识越深入，越深入越值得”。作为一个疾控“老兵”和“兵王”，他坚守着“为民众健康守好阀门，当好守卫兵”的信念，无数次冲锋在先。为了更好地做到奥运会期间传染病疫情的早期发现，他与传染病防控技术人员一起探索和创新，设计并实施了全国首创的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将传染病的发现关口从病例发现阶段前移到了症状预警阶段，极大地提升了传染病监测敏感性，此项工作获得了卫生部陈竺部长等领导的肯定和表扬，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做为奥运遗产在奥运后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继续运行，成为北京一个重要的疾病监测系统。年初，甲型H1N1流感疫情蔓延全球，面对疫情威胁，他领导全市疾控系统开始了长达八个多月的忘我工作。在疫情早期，他吃住在办公室，经常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组织对国外输入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开展追踪和隔离，家中老母生病，他只能托人带药，自己却无暇分身回家探望。通过严防死守，开展预防接种等，有效、有序、有力防控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保障了首都人民健康安全，圆满完成了新中国建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公共卫生保障任务。
时刻保持箭在弦上
长期的疾控工作，邓瑛总结为：“使命神圣，职业光荣，责任重大，任务繁重，必须一直保持箭在弦上”。他认为，这主要由疾控的重要性和北京的特殊性所决定。
公共卫生安全等同于国家安全，公共卫生问题可能引发全社会的震荡，其传播是不分社会层次和贵贱的。邓瑛说他回想起非典时万人空巷的场景，7.62%的病死率，触目惊心。一个不经意就会被传染，就可能致死。即便是非典过去多年，他依然紧绷着那根弦。
公共卫生安全远比一起矿难、车祸等严重得多，不挖煤可能避开矿难，不上高速可能规避车祸，这类事故具有偶发性、特异性、个体性，而公共卫生问题是聚集性、群发性的，且很多时候是未知和不可预测的。尽管凡是县以上单位都建立起了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下属32个省级、个地级、个县级疾控中心，总计22万人承担着全国13亿人的防控工作，责任巨大。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开展工作相比其他地区的疾控中心来说，又是“压上加压”。疾控中心实行属地负责制，各个区县只要发生任何一个事件，不管大小，疾控人必须赶赴现场。北京有近万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以及飞速流通的商品，这都给疾控工作带来无尽困难。疾控工作任务繁重，主要原因是其工作要求高，还有，就是邓瑛及其团队对自身、对工作不容许有半点疏忽。在保障人民健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把各种健康隐患扼杀在萌芽之中。
让健康卫士披好“铠甲”
疾控属于公益一类，是政府职能的一种体现，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产品，是社会均等化服务。邓瑛说，我们国家非常重视疾控工作，项目工作经费有政府保障，但承担疾控工作的公卫医师队伍定位不明确，成员保障问题成为疾控系统发展的障碍。
疾控难做，疾控人难当，邓瑛十分感慨。公卫医师与医生一样，培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但与医生又有所不同：医生主要对个体，疾控人员则要
相比医生的救命之恩，常态的疾控工作好像总是在做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流调时顶着日晒风吹，挎着沉重机器，秤菜量、查油盐等可能都被人嫌烦，“出现病源性食品问题，我们采取措施保证没有病人再出现，但没有哪个得病或不得病的人会感谢疾控人，没人会说这帮人不错。”本是伤感的话，邓瑛却爽朗地笑着说了出来，在他看来，这些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职业的需要，让他们已经习惯于默默奉献。
北京市疾控中心17个业务科所，专业从分子生物学到物理，各有特色，工作范围从世界性禽流感防控到百万家庭灭蟑螂、灭蚂蚁等，健康相关的事都要管。黑板的亮度影响孩子视力，通过调研上报，市政府拿出九千多万元经费改造学校教室；地铁每天一千万人流动，空间狭小，空调系统不经常清洗易产生军团菌，引发高密度人群的呼吸道疾病传播，他们向政府打报告，对全线地铁做全面监测，送风系统出了问题或超标，要求清洗，增大新风量；对慢病实现长期管理，针对易感中年组人群健康教育，通过行为规范来教育和指导其健康生活，使他们少得病、晚得病、不得病……他们始终做着全社会关心也需要
疾控人员是医学工作者、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围绕这四者怎么定位，人事部门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怎样保证疾控队伍有良好的精神风貌、高水平的运行、强有力的凝聚力和稳定性，需要有突破性的思考和改进。邓瑛认为，要带好这支队伍，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有一位公共卫生专家预言：21世纪若对人类最大的威胁，那将是公共卫生事件。而一直以来，对人类健康的贡献，60%也是公共卫生做的。公共卫生的昭然地位不容置疑和动摇，作为主体的公卫医师始终冲锋在前，考虑在前，因此，看到手下的“兵”挥汗奔走的身影，邓瑛是心疼的，也是无奈的，他希冀政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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