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庆西方大学史上的留学潮

▲贺国庆

作者简介：贺国庆(-)，男，白族，湖南桑植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浙江宁波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年2期。

　　内容提要：留学是伴随着大学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大学史上出现过多次引人注目的留学潮，推动了各国社会的进步及文教的交流和发展。如今，学生的跨国流动已成为衡量大学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西方大学留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OA)。

　　众所周知，国际化是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则是学生的流动性。在20世纪前的西方大学史上，曾有过数次颇有影响的留学潮(19世纪前更多地称之为游学)，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各国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发展。

　　一、中世纪的留学潮

　　游学之风古已有之。古希腊“科学之父”泰勒斯曾游学古埃及等东方国家，他在古巴比伦学习观测日食、月食的方法，在古埃及学习土地丈量的技术，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学习了数学和天文学。柏拉图曾游学西西里、意大利和埃及等地，时间长达12年，回国后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园。古希腊“几何之父”欧几里德曾长途跋涉赴亚历山大城学习和研究，最终撰成传世之作《几何原本》。古希腊“力学之父”阿基米德也是在亚历山大城游学时奠定了其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

　　现代大学诞生于中世纪，而中世纪大学自始即充满国际化色彩。最早表示大学的词是studiumgenerale，其主要含义之一就是“致力于吸引，或者至少邀请世界各地，而不是某国某地区的学子前来研究学习”。[1]早期大学的学生们来自欧洲各地，甚至有的大学外籍学生注册的数量远高于当地学生。“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作为12世纪又一个标志的求学浪游的核心。”[2]在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们大部分是外国人，由于不享有当地人的诸多特权，常常被歧视性对待，学生们遂组织起来，成立互助性的行会组织，以捍卫自己的权益。史家称：“这种由外国学生，或者说是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学生形成的组织就是大学的开始。”[3]

　　在巴黎大学初创时期，外国学生云集。学者说：“13世纪以来，巴黎大学已经是如此具有世界性，以至于其已无法过多地 　　早期大学的国际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教会的影响，因为早期大学基本上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属。德国教育史学者鲍尔生说：中世纪大学“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特别重视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因为大学具有教会和宗教团体一样的国际性质，遂使教师和学生养成乐于到国外居住的习惯和勇于冒险的精神”。[5]

　　在中世纪大学创办早期，大学数量较少且相距较远，加之大学相当专门化，供学生选择的机会较少，这也促成了学生的流动。如学习教会法和民法，首选博洛尼亚大学，然后是意大利、西班牙、蒙彼利埃或奥尔良的一些学校。学习医学只能去博洛尼亚、帕多瓦等地。学习文科和神学，最好的选择是巴黎和牛津。大学数量偏少，导致了外国学生的相对集中。

　　德意志人一直是中世纪乃至近代最热衷于游学的民族。与意大利、法国等国相比，德国创办大学的时间晚了约两个世纪，在这两百年间，德国人主要在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求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德国人的首选，其后是帕多瓦大学，15世纪是费拉拉大学和帕维亚大学。据研究者统计，13世纪最后11年中(-年)有名德国学生在博洛尼亚大学注册，每年差不多50名学生。[6]巴黎大学一直被德国人看作是神圣的最高学府，吸引了众多的德国贵族子弟，德国人在这些大学享有品学兼优的声誉。一直到14世纪末，巴黎大学都是一所国际性的大学，在非法国学生中，德国人是人数最多的外国人。-年间，大约名德意志同乡会成员参加了巴黎文学院的考试。[7]

　　12—13世纪，英格兰学生曾成群结队前往巴黎求学，直到年，巴黎38%的文科硕士都来自英格兰。[8]后由于政治原因，英格兰学生人数急剧减少，但英国人的游学从未完全停止。13和14世纪的英国人，如罗吉尔·培根、约翰·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经常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间活动。苏格兰人一直热衷于到法国留学，他们去得最多的是巴黎大学，然后是奥尔良大学和阿维尼翁大学。当英格兰人年占领巴黎后，苏格兰人离开巴黎前往科隆、鲁汶等大学继续求学。

　　中世纪大学生的求学之旅常常充满艰辛。学生们或乘马车或步行，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甚至种种危险，还要面对旅途中的关税、捐税和其他赋税以及勒索甚至盗匪，最终抵达目的地，实现求知的梦想。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就是从英国取道德国境内，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学习医学的。[9]

　　14世纪末爆发的“大分裂”(GreatSchism)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大学的国际性逐渐被削弱，之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的国际性进一步弱化。

　　在大分裂所引发的剧烈对抗中，德意志人陆续离开巴黎大学返回故乡，促成了海德堡(年)、科隆(年)、爱尔福特(年)、维尔茨堡(年)和莱比锡(年)等大学的创办。法国国王一改之前倾力保护在巴黎求学的外国学子的政策，导致大量外国学生的流失。年，国王路易十一强迫身处巴黎的勃艮第公爵臣民必须宣誓向自己效忠，否则将把他们逐出首都，结果约有名勃艮第学生因为拒绝宣誓而被迫离开法国。[10]

　　14-15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壮大，大学和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而不是鼓励学生的流动。“当时每个国家、政治或教会团体都试图建立大学，以使其公民能在当地而不是国外学习。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将公民的智力和思想训练监控起来，阻止资金流向国外以损害本地商人和手艺人的利益。”[11]一些国家甚至以剥夺公职的惩罚来强化进入国外大学的禁令。中世纪末期，四分之三的学生满足于到当地大学，通常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大学求学。“巴黎大学在中世纪后期逐渐由君主控制，并且转变为一所范围有限的全国性大学。同样，博洛尼亚大学日益依赖于市政当局，其国际影响力也有所丧失。”[12]

　　中世纪的游学活动对欧洲知识的传播和大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家在评价游学的意义时说：“这种长途跋涉的过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使他们对广袤的世界和社会开始形成了相当丰富的‘阅历’。”[13]“除了学术知识，他们还将大量的新经验、新观点和新政治原则和观念带回家乡。而且——这一点也很重要——他们还带回了手稿及后来的印刷品。他们渐渐熟悉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新学校风雅的表达方式、生存环境、风俗、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因为大多数游学者都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并且后来身居高位，所以他们能够很好地应用和宣传他们的新知识。”[14]

　　二、近代早期的留学潮

　　近代早期被西方历史学家用于描述-年间的欧洲历史，这是一个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等。这一时期的留学潮在艰难中向前推进。

　　14世纪初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大学的影响似乎滞后了一百多年，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的思想才开始渗透到大学之中。从此，“学生们真诚而狂热地寻求知识和文化的源泉。意大利之旅是要想成为人文主义者的任何人所必需的”。[15]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师也将在国外学习视为年轻精英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巅峰。[16]

　　瓜里诺(GuarinodaVerona)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后来成为费拉拉大学希腊语教授。据说在15世纪中期，众多的学生从遥远的英格兰、法国、德国和匈牙利以及意大利各地前来向他求学。费列佛(F.Filelfo)在威尼斯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任教时，也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学生前来向他学习。

　　15世纪末，欧洲大学的学生数量，尤其是外国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16世纪前几十年成为大学生游历的黄金时代。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学学生和教师的地域流动性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比例上都达到了顶峰。“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被著名的教授或其他有名望的人吸引着，从东到西、从北至南地遍游欧洲各国，从一个学习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学习中心。甚至迄今仍无很大名望的大学也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外国学生……学生转换三所、四所、甚至八所大学去寻找最好的老师学习成为很普通的事情，因为那时意大利的医学或法学博士头衔或是蒙彼利埃的医学学位提升了持有者在本国的声誉，甚至是他的职业前景。”[17]

　　宗教改革也对游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数据表明，宗教改革后，德国新教大学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学生。“全欧洲的学生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四周来到路德教会的大学，他们来自不列颠群岛、北欧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乃至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甚至还有少数来自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土耳其的学生。”[18]莱比锡大学16世纪中期注册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是外国人，年前后在海德堡大学注册的学生几乎有五分之二的是外国人。荷兰莱顿大学成为17世纪新教徒最大的国际中心，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学生是外国人。“文学界所有著名人物似乎都在那里学习过，使其从建立起就繁荣兴旺。”[19]与新教大学相比，天主教大学则相对封闭很多。

　　宗教改革对游学的负面影响是由于“以地方世俗政府的智力权威取代天主教会的权威”，意味着大学较之以往更加成为政府的工具，政府想方设法对大学进行控制。面对出国潮，各国统治者通过立法制定了各种限制措施。如年菲利普二世禁止西班牙人到国外学习，但博洛尼亚、那不勒斯、罗马和科英布拉大学除外。年，法国政府禁止佛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居民去“本国的或任何不顺从本国的国家的大学或公私学校中研究、教学、学习或居住，但罗马城和罗马大学除外”。[20]统治者通过立法禁止学生到国外学习的理由，无外乎“外国大学是宗教和政治污染的源泉，而且学生移民出境对其所在的大学城造成很大的经济和财政损失”。[21]

　　尽管有以上限制，但由于处于混乱、动荡及充满危险的年代，许多官僚机构存在的时间较短，上述禁令难以完全奏效。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社会的日益稳定，限制性的立法开始奏效，对留学潮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到18世纪，出国拿学位的人已寥寥无几。“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精心选择的机构里寻求高级的职业训练，如果国内没有，他们就去国外寻找。简而言之，国内学校设施不足时，才去国外大学。”[22]17世纪后期频发的欧洲战争导致了大规模学生流动的终结。

　　近代早期的留学潮尽管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潮起潮落，但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现代研究者发现，年只有不到1%的欧洲学生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欧共体发起的伊拉斯谟计划(为促进欧洲大学生流动的欧洲行动方案)，希望到年其成员国学生中能够有10%的到共同体其他国家进行一段时间的正式学习，而在旧制度时期其前辈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比例就已经达到10%。[23]近代早期许多学者、文化名人及政治家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以英国为例，17-19世纪初被视为英国游学史的兴盛时期，由于英国游学者多出身于贵族和乡绅家庭，所以游学成为一种社会精英行为。对英国而言，“虽存在各类问题，但欧陆游学的益处却是主要的。它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和工业革命期间，即社会急剧变革之际，本身是英国上层阶级思想观念和行为现代化的一部分。游历拓宽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视野，促使他们抛却了狭隘保守的‘岛国心态’和盲目自大的行为，增强了游历者的文化知识，这对于他们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24]

　　不仅如此，近代早期的留学潮还大大促进了欧洲文化教育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现代研究者发现：“如果不是这些青年人，思想观念以及欧洲偏僻地方普通文化的传播是不能想象的。学生的流动使欧洲边缘国家从孤立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发展中成为合作伙伴，促进欧洲大陆在智力、文化和物质上的进步。”[25]

　　近代早期的留学潮对各国大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年，布尔哈夫(H.Boerheave)被任命为莱顿大学医学教授，他以其真才实学和名望吸引了各国的学生，被尊为“欧洲教育大师”。“几乎全欧洲的医学院乃至远处的俄国都按照布尔哈夫在莱顿的医学课程和教学程序的模式重新改造，全欧洲的教师都统称为学术教授。这一模式由他的毕业生传播到所有欧洲国家。”[26]

　　三、19世纪的留学潮

　　年，普鲁士教育厅厅长洪堡成功地恳请普鲁士国王废除了以前的禁令，让德国学生重新获得在国外学习的自由。但可能他没有料到的是，留学禁令解除后，德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却迎来了大批赴德国留学的外国人，其中美国学生人数最多。

　　19世纪留学史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人留学德国的浪潮。从年到20世纪初，近万名美国学子负笈德国，被史家称作“高等教育史上文化相互影响的最不寻常的例子之一”。[27]

　　当时美国人为什么偏爱德国而不是历史更为悠久的英国和法国的大学呢?研究者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19世纪德国大学制度的声望，以及德国科学、文学、哲学的声誉对美国学生来说充满了魅力。而英国著名的大学，特别是牛津、剑桥大学和杜伦大学仍然沿袭着中世纪后期的思想传统”[28]。

　　年，蒂克纳、埃弗雷特、班克罗夫特、科格斯韦尔四人相继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成为“第一批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美国人”。四人学成回国后都曾在哈佛任教，被称为“哈佛帮”。美国学者斯文(C.F.Thwing)说：“这四人如果不是对哈佛学院，但至少是通过哈佛学院，对美国文学和高等教育产生了基本的影响。他们帮助把欧洲学术带到了美国，打破了美国生活的孤立局面，激发了美国学者正确评价德国知识和教学的重要价值。”[29]

　　继上述四人之后，赴德求学的美国人逐年增多，19世纪40年代超过人，50年代增长了3倍，60和70年代均超过0人，80年代达到顶点，超过了人。-学年，有名美国人正式在德国大学注册，是留德美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年份。[30]随后留学人数逐年下降，年开始锐减。其原因一方面因为美国大学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因为德国大学的质量和水平略有下降。但留学潮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就留学生的分布看，近一半(约)美国人在柏林大学，约0人在莱比锡大学，人在海德堡大学，近人在哈勒大学和波恩大学，人左右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其余则分布在乌兹堡大学和马堡大学。就学科看，一半以上的人入哲学院，仅柏林大学哲学院就有人，约有人在柏林大学医学院学习，约人入神学院，多人入法学院。[31]其他大学的学科分布情况大同小异。

　　创办于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该校在创办时汇集了大批在德国学习过的教师。最早的53名教授和讲师中，绝大多数曾在德国大学学习过，其中13人获得过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可以说，德国大学的求学经历和标签，成为求职美国大学的“开门砖”。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兴起，是19世纪美国人留学德国的直接产物。

　　留德美国学生最初主要以发现和探究新的研究领域为目标，但后来对职业的考虑越来越多，学习职业技能或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储备有用的知识成为留学的目的。“在德国折取学术桂冠的话，就会为今后在任何领域的职业发展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开端。”[32]

　　美国学者福斯特(F.H.Foster)年在纪念自己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30周年发表的演讲中说：“每一个德国学者首先希望独立思考并独立地和批判性地掌握他承担的任何学科。其次，他希望通晓与这门学科有关的到他的时代为止已经认识到的全部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将掌握并领会与之有关的文献，通过个人与原始材料的接触，通过独立观察，通过采用最好的方法和最全面的方式进行审核，他希望获得某些尚未为人发现的知识，以此来增进人类的知识。……德国人设法成功地将这种原则和理想灌输到美国学生的头脑之中。”[33]

　　年，一个名叫朗费罗(H.W.Longfellow)的美国人在哥廷根留学时写道：“试问迄今为止美国的大学为何物?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两三座砖瓦建筑和一座小教堂，再加上一位在里面祈祷的校长。而哥廷根大学则是教授云集，他们极有思想，其名望吸引了众多学生……学生们能够学到前所未闻的知识。与之相比，我们则望尘莫及。”[34]

　　曾任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的怀特(A.D.White)说过：“我随后在柏林大学的学生生活进一步加强了我为美国大学做点什么事情的愿望。在那里，我认为我的大学理想不仅能够实现，而且能够扩展和完善……”[35]

　　巴特勒(N.M.Butler)曾沉醉于柏林大学众多学者营造的无与伦比的知识殿堂中：“柏林大学使他领略了何为学术，何为大学；并使他意识到，美国大学若要赶上德国大学，任重而道远。”[36]

　　哈佛大学教授沃尔兹(J.A.Walz)在年出版的《德国对美国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一书中说：“今日美国学术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领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直接和间接归于许多在德国大学接受先进训练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37]不仅如此，许多留德学子回国后担任了美国大学的校长，直接参与和领导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以德国大学为榜样的高等教育改革，对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学者霍金斯在其著作《跨越大西洋的门徒》一书中说：“德美两国通过文化领域的经验交流，使思想的力量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实现了共同繁荣。是‘现代社会跨文化借鉴的典型例子’。”[38]

　　四、结语

　　在西方大学年的历史长河中，学生跨国留学几乎从未停止过。中世纪、近代早期以及19世纪都出现过旷日持久的留学潮，虽然因种种原因有过低谷或不景气时期，但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展和上升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年全球流动学生人数达到万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首位，为77人，排名第二的是印度，为人。[39]

　　国际化是大学与生俱来且经久不衰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生的跨国流动则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标志。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学生的流动造就了大学的发达和文教的兴盛。如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近代早期的莱顿大学、19世纪的德国大学，都是当时留学生趋之若鹜的知识重镇，都成为所处时代大学发展的楷模。

　　留学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对个人而言，留学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正如有学者所说：“接触其他的国家和意识形态可以使青年人的判断力更加敏锐，文化视野更为开阔，并教会青年人如何运用外国语。”[40]对社会而言，留学生带回了异域新的思想和观念，为开创一代风气作出了贡献。对文化教育而言，留学潮推动了各国文教的交流和进步，即使是大学本身，也通过学生的流动大获其益。

　　当然，留学也曾有过一些负面影响。在中世纪大学，有的游学者“生性懒惰，胸无大志，在一个又一个老师、一所又一所学校之间混来混去，从来没有听完过一门课程或正规的讲座”。[41]有一名在法国学习的英国学生，在巴黎待了七年，居然连一个字都没有学进去，到学习结束时，对自己课程的了解还和开始学习时一样。[42]这类混日子的游学者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会是个别案例。在近代早期，欧洲大学良莠不齐，一些大学甚至发生过买卖学位的现象。如法国奥尔良、布尔日、安格斯、卡昂、兰斯和奥兰治等处的大学卖学位曾是很普遍的事情。德国大学在18世纪也曾发生过此类事件。大学是卖方，而留学生则是主要的买方。可想而知，买学位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有真才实学?而卖学位的大学怎么可能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学生?此外，通过留学渡金以及附庸风雅者也大有人在。在19世纪，由于德国大学本身的局限，美国留德学生也曾受到一些消极或负面影响。如德国大学过于注重智力的培养，无形中忽略和贬低了个性的发展，置身其中的美国学生不可能完全摆脱此类消极影响。研究者还发现，在留德学生日益增多之时，德国大学博士考试的标准曾一度有所放宽，“由于水平降低，德国博士学位变得声名狼藉”。[43]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留学变得日益常态化，甚至出现学生流动由“单向”转为对等的“双向”形式，即留学生不仅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大量派出留学生以开阔眼界，增进相互了解。国际化水平已成为衡量大学实力的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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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转引自ROHRSH.TheClassicalGermanConceptoftheUniversityandItsInfluenceonHigher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M].FrankfurtamMain:PeterLang,: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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